陳濟民
《使者》1984年5月号《孤蓬萬里征》
自1950年以来，海外華人學生工作是一个特殊的現象，在北美尤為明顯。本文的目的是要嘗試從整個北美華人教會發展的角度，探討學生工作的發展經過，特別注意到北美查經班的思想型態，及它與華人教會的關係。
以學生工作本身而言，北美中國學生工作並非近30年才有的事。根據現存文獻的記載，北美最早的中國留學生便是基督徒—容闓、黃勝及黃寬（註1）。而遠在1908至1910年間，當年留學生的余日章、王正廷等也發起過留美中國基督徒學生協會，辦過夏令營，出版過留美青年季刊，至1949年美國懷疑它被共產黨學生滲透始下令解散（註2）。不過，在1950年以前，絕大多數中國學生都回國服務，而且人數不多，他們對北美華人教會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本文內容，主要根據一些刊物，加上訪問幾位與學生工作有密切關係的前輩及兄姐妹（註3），以及自己個人的觀察，難免有主觀及以偏概全的毛病，希望以後有人可根據更詳盡資料加以補充更正。
一、萌芽期：學生潮與學生事工的興起（1950—1961年）
由於大陸政權的易手及緊隨着的韓戰，那時候5，000名左右的中國留美學生大多被迫滯留在美國，到了五零年代的下半，由於東南亞政治不穩定，加上臺灣缺少學術研究的機會，香港大學的學位又有限而且費用昂貴，港臺兩地的學生開始來美留學。在這學生潮中，我們看到查經班在北美各地應運而生。
據筆者所知，第一個北美查經班，是1950年在紐約的一些中國基督徒所組織的“中國留學生基督徒團契”，根據謝扶雅的記載，它成立的目的是要“統述顧子仁的興趣”（註4）。按顧氏曾任世界基督徒學生同盟幹事；若謝氏正確反映當時團契的目的，那麼它的成立似乎表示五零年代以前的學生工作雖因政治因素結束，它的影響力並沒有完全消失。無論如何，我們知道在1952至1957年間，金陵神學院基金會確曾在紐約、費城、芝加哥及波士頓、西雅圖等五地工作，也舉辦過夏令會。
從整個學生工作運動而言，30年來的主力顯然不是所謂“大宗派”的教會，而是“福音派”的人士。1947年，中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總幹事趙君影擔任國際福音派學生團契遠東區總幹事，次年即在美國各地探訪中國教會與留學生；大陸變色後，他又曾在1952及1954年兩度訪美。正式在學生中工作的，則是司徒鉅動，他在1952年一面讀書，一面在改革宗教會兼職，在學生中工作，此後，1955年，蔡錫惠成為萬國學生會同工，并在費城及華盛頓工作。可見福音派學生工作的開始，明顯地與政局有關，也與美國教會機構有聯繫。
從早期的《使者》雜誌，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學生工作成立最基本的原因（註5）。第一是由於留美學生中有不少基督徒，其中有部分是藉宣教師的介紹來美的。他們的語言不流暢，在異域人地生疏，信仰、學業都產生危機，需要照顧與培養；其次是這些學生希望可以負擔起傳福音的責任。基本上，他們假定了一種“寄居心態”，認為他們只是暫時停留在美國的人，終有一天會回到中國。
在實際工作方面，萬國學生會主要開始了四方面的工作：1957年開始的夏令會，《使者》雜誌的出版，又在華盛頓成立辦公室，並成立當地教會，以及建學生招待所。
第一個由國人支持和管理的學生工作機構，則是趙君影在洛杉磯成立的中華歸主協會。這協會工作也與萬國學生會相似—協助各地的查經班，成立教會，出版刊物。
加拿大方面的發展則與美國稍不一樣。當地有趙士昌和幾位宣道會的宣教師如包忠傑等合作，於1959年開始舉辦冬令會，協助各地查經班，使加拿大學生工作自此以後成為宣道會一股強大的力量。
在學生自動組織、學生工作機構協助的情形下，我們發現1961年春使者季刊中已出現30個左右的查經班，這些查經班遍布美東、美中、西部及加拿大。每個查經班開始的聚會人數，由三五人至十人左右，特別聚會時間可達40餘人。韓偉、章長基、許光導、李志航、樓鎧等都是當年活躍的人物。查經班分佈如下：
加拿大：Ottawa、Montreal、Toronto、Winnipeg Edmontonz、Brandon、Saskatoon，Regina
美東：Boston、Philadelphia，New York，New Brunswick，Washington D.C.，Ithaca，University of Maryland
美中：Carbondale、St Louis，Champaign，Holland（Michigan)，East Lansing，Ann Arbor，Detroit，Columbus (Ohio)，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美西：Los Angeles
二、成長期：組織、佈道與聯繫（1961—1972年）
在這時期中，學生潮繼續湧現。1969年，留美中國學生已達二萬名左右。1968年香港的暴動，使香港來美的學生數目劇增。由於同時期港臺兩地學生福音工作蓬勃，留學生中基督徒爲數不少。由1961年至1970年，北美查經班由30個增至100多個，教會數目也由1952年的62間增至1970年的200至250間左右。
這段時期學生工作的一個主要特色，可說是實行真正的自主、自養與自傳。1961年，王永信在底特律成立了中國信徒佈道會，工作包括佈道、文字、影音與人才訓練。但它活動的範圍，則自開始便比中華歸主協會更明顯地超出學生工作之外。
美國東部的學生工作在這段期間也有新的發展。蔡錫惠與周主培在1963年成立基督使者協會。根據周主培的回顧，它的工作主要有二方面：一方面成立查經班，領人歸主，查考神的話，尋求神的話，尋求神在個人身上的旨意；一方面透過退修會和文字工作及差傳工作等，來栽培中國留學生的靈性（註6）。到這時為止，美國東、中、西部各有了一個中國學生工作機構。不過此後中華歸主協會逐漸由學生工作轉向發展教會，到1970年事工已很少接觸到學生。
至於加拿大方面，這時期並沒有出現獨立的學生工作機構。但使者協會和中信都在加拿大工作，而1959年開始的冬令會也在六零年代交給學生主辦，Winnipeg的學生們更主辦了一份純粹學生的刊物—《泉源》（1966年開始），該刊在某意義上已成為一個加拿大中國基督徒的刊物。這刊物主要的目的也是傳福音及見證、培靈，但較注重不信者理性上的難題。
這時期學生工作在量的增長上相當大。這增長不僅反映在查經班數目的增加，也表現在個別查經班的人數及各地冬令營和夏令會的人數上面。在個別查經班方面，當時的估計是，參加人數约爲當地學生人數的十分之一，不少查經班分國、粵、英三組。增長的主因，似乎是因留學生在北美遭遇到不小的經濟、學業、生活的壓力，而查經班除了解決靈性上的需要外，也成為當地的“中國同鄉會”，是留學生活動與聯絡中心。
在質的方面，這時期的查經班則面臨嚴重的問題。從《使者》刊登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查經班有一股反神學的風氣。這種風氣實際上引起的問題是：小組查經的討論往往缺乏內容，而且遇到難題無法解決，因而“靠外來講員、退修會、夏令會等得到培植，常會產生藉強心針維持生命的病態”。（註7）
另一個問題是現實的考驗。學生工作開始時帶領者是假定學生們學成後回國，也鼓勵他們回國後投入全時間事奉。但實際上我們發現回國的爲數極少。不少人畢業後留在北美工作，一部分人流失，一部分陷於“車子、妻子、房子、兒子”的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成為建立北美中國教會的主力。
談及學生工作，我們也不能不提及這段期間的學生們有一顆合一的心志。查經班於查經班之間，本來已藉着特別退修會有交換意見與消息的場所，1969年美國東部的一些查經班更開始了查經班雙月刊，而1970年美國大專學生團契在Urbana舉辦的宣教大會，更成為一些有心人士合作的機會。從那次中國學生與學生工作者的聚會中，產生了1972年第一屆北美福音會議的籌備小組，這也成為北美教會合一的橋樑。這可說是神奇妙的安排，也是北美學生工作無意中對教會的一個貢獻。
三、發展期：增長與事奉（1972—1981年）
六零年代美國的學運對中國基督徒學生工作的衝突不小，但是七零年代尼克森訪問及後來美國承認中共，美國與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變，以及經濟的不景氣卻都有明顯的影響。
這段時期查經班的數目，先是增加，然後減少。1973年有人估計北美查經班有200多個，1980年有人說達300個，但1983年使者協會的名單上則僅有175個查經班。不過，這數字的減少並不表示學生工作的衰退，而是因為許多查經班成為獨立的教會。
若以各區特別聚會的人數爲標準，這時期的學生工作在量的方面似乎沒有減少。1972年加拿大東部夏令會開始時僅有40人左右參加，10年內增至635人；同年，（1981年）加拿大西部的冬令會則有719人。在美國，1973年開始的西南區冬令會在1980年也增至200人。雖然使者協會主辦的夏令會自1972年後有減少的趨勢，紐約區的一個夏令會卻達至千人之上。
在工作的對象方面，這時期開始有了轉變。由於經濟的不景氣，助學金數額減少，整個學生團體也相對的比較年輕，較富有。1960年代的方法不再全然適用。
另一個特徵是這時期比以前注重質的增長。美西冬令會與使者夏令會同在1972年採用專題講座。美西冬令會更明顯地變了性質，從“團契与佈道”轉爲“裝備信徒”，使者雜誌在七零年代更引進不少神學專欄及科學和信仰的探討。可惜的是，當李志航發表了篇討論《約書亞記》長日記載的文章時，有人有不好的反應，這說明學生工作中仍有極端守舊的份子（註8）。而1977年與1978年間，有人在紐約与加州分別調查青年信徒情況時，也不約而同地發現教會青年訓練不足（註9）。
在宣教方面，這時期有新的突破。承接着六零年代末期的短期宣教計畫，使者協會又推動“東南亞傳道基金”，1973年改稱北美信徒傳道基金，那一年夏天學生們認捐了14，000多元。中信自1975年也成立差傳部門，1978年組織了北美差傳會。在東南亞方面，這段時期臺灣的中原理工學院，香港的突破中心及中國神學研究院也都是留學生回國服務的象徵。七零年代末期，美加移民政策的改变更使一些人自願地，或半被迫地回原居地服務。
在北美，學生工作的成果更加顯著。加拿大宣道會在1972年至1979年成立了一間教會，起碼有四間與Winnipeg的畢業生的貢獻有關。另一方面，這時期也開始出現一些畢業生支持的新工作：文字工作、醫務差傳、大眾傳播，以及研究分析的機構。在這轉變中，華人基督徒的主力—人力、財力、灵力，也漸漸由查經班移向教會。
也許是這個緣故，學生工作與教會的關係在好幾個場合也都成為關注的對象。這兩者的衝突可說是港臺兩地六零年代衝突的延續，不過在北美更加尖銳化。它的癥結在于基督徒在學生時代沒有受到嚴格的真理訓練，因此對教會真理观和事奉观沒有深入的體會。
四、定型期：教會人才的搖籃？（1982年）
經過了差不多30年的發展與經驗，學生工作者終於再次提出工作的目標與方向。在1983年5月，周大衛在《使者》雜誌提出五個事奉的基本方針：事奉眾教會、訓練學生、普世差傳、文字工作及平信徒動員（注10）。這一方面是延續以前的工作，同時也是針對新環境的對策。
在工作重估聲中，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在1982年8月底主辦了一次北美華人宣教大會，以十萬萬靈魂為主題，有800多人參加，70多人獻身。1983年底使者協會主辦的“華人差傳八三”，也是另一次盛會。
八零年代的後期，大批留學生和學者從中國大陸蜂擁至美國。這些人比較年輕，心胸開放，也很想探知基督教信仰和美國文化的關係。在各科學領域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基督徒的表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他們對基督徒愛心的關懷、基督教信仰的談論演講，或其它觀光活動等，反應熱烈。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對大陸學生的福音工作帶來很大的衝擊，有些學生因此對基督徒所傳的信息非常欣赏。北美許多由專業人士組成的華人教會參加示威遊行、支持學生，華人基督徒的社會群體意識，在這時候達到了極高峰。各地有許多針對六四事件的特別聚會或專題討論，一些特別為大陸留學生傳福音的機構也紛紛成立。
結論
30多年來，我們看到掌管歷史的神藉不同的政治局勢帶領著中國信徒，也拯救了不少知識分子。在這些年日中，學生工作的性質，由培靈佈道轉變為培養與佈道，探索實際生活上各方面的問題。
在轉變中，我們也看到兩個固定的因素：學生人數在這些年來不斷增加，而學生們自始至終也以普世宣教為己任。若以宣教使命為衡量的標準，我們不能否認學生們有所參與，但他們主要的貢獻，顯然是在与北美中國教會的建立，而這卻不是原來的目標。在這奇特的發展下，我們可看到神的智慧，但卻也不能不問一個嚴肅的問題：是我們的異象不全然正確呢？抑或是我們經不起實際的考驗，以致雷聲大而雨點小？
從學生工作本身的發展而言，我們發現它先後要面對兩個重要的課題：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信仰？以及教會與查經班的關係。在未來的日子中，這兩個重點仍然值得注意。此外，我們也要面臨新的挑戰：第一，當東南亞移民潮繼續涌至，而本地土生青年又日漸成長時，“中國學生工作”如何容納二種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第二，如何協助那些成家立業的專業人士在職業上及教會中更有效地事奉？這是學生工作的範圍嗎？
願神繼續祝福學生工作，使它成為教會人才的搖籃。
注1：Chan Hok Lam,“Four Chinese Students of the Hong Kong Morrison Memorial School,”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eological and Languistic Studies (F.S.Drake.Organizer,Hong Kong,University Press,1967)，pp.282-287。
注2：見袁訪貴，余日章傳（香港，文藝，1970再版），22至23頁，陳錫麟譯，朱友漁自傳（香港，文藝，1972），36及45頁。
注3：被訪問者包括趙君影牧師，司徒巨動牧師及韓偉博士。資料搜集有林慈信牧師、蘇文峰及邱清泰弟兄協助。僅此致謝。
注4：謝扶雅，顧子仁與學運（香港，文藝，1973），114頁。
注5：蔡錫惠，“中國海外基督徒學生聖工一覽”使者V.4（1962），23頁。
注6：周主培，“二十年來”使者XXV.2（1983），30頁。
注7：見“社論”，使者XIII.1，2（1972），1頁。
注8：見使者XVIII.1，2（1977），36頁以下。
注9：Richard Yen，“Leadership Among Young Chinese Christians,Challenger (Nov.1977)，2-4；林慈信，“從一些統計數字看北美的中國青年信徒”使者XIX.5（1978）13至19頁。
注10：周大衛，“同為基督使者”使者XXV.3（1983），34至45頁。
